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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记载，康熙和乾隆两帝曾七次临幸寄畅园（两帝均六次南巡，康熙第四次、乾隆首次南巡时往返都游览了寄畅园），提高了这个江南山麓园林的知名度。中间的雍正皇帝也曾二次莅园，并且对她的兴废具有深刻影响 。
雍正只到过大江南北一次，那是在1703年扈从康熙第四次南巡之时。康熙十分欣赏寄畅园的掇石理水，把十几亩大的园子布置得意境深远，曲折宜人，尤其喜爱园中的一棵老樟树，交枝翳空，皮如龙鳞，每次都要高兴地抚摸一番。对于园主秦家的谨敬接驾也颇有好感，第四次南巡时赏还因科场案受累回籍的秦松龄原品，又把他儿子道然带回北京，作为九皇子允礻唐的侍读。雍正的审美观和乃父不同，喜欢壮丽阔大的苑囿，对秀美小巧的寄畅园并不在意，只把看到的事态记在心里。
秦道然举人出身，未登官场，擅于吟诗作文，是个不晓得宫廷斗争的学究，他以为到九贝子府做侍读是皇恩浩荡，后来允礻唐又让他兼任管领，其实他不谙事务，只处理一些往来文牍，陪东家吟诗看花。六年后道然考中进士，任翰林院礼科给事中之职，同寅问起往事，他随口说九贝子侍人宽宏大量，慈祥恺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传到雍正耳中，认定这是在搞“舆论领先”。
康熙去世，雍正上台，未办完丧事，就以“仗势作恶，家资饶裕”为由抓了道然，下令抄家，结果只抄到银子千余两，也没有发现什么悖逆和协助允礻唐争位的证据。但“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仍责令追银十万两，圈禁追比，房舍田产连同寄畅园统统抄没入官。此时道然的儿子蕙田年方弱冠，突然遭此劫难，赛如五雷轰顶，愁肠百结，思来想去觉得喊冤枉是没有用的，唯有发愤图强才能争取一条出路。于是租了一间小屋，日夜苦读，十年后文名大噪，与修《江南通志》，乾隆元年殿试得中一甲第三名，俗称探花。蕙田适时地上了一份《陈情表》，恳请以身代父赎罪。
大凡换代之际，新皇帝颁发诏书，必然申明继承老皇帝宸衷，千秋万代而不易，实际上却在悄悄调整政策。乾隆初年也是如此，赐名“塞思黑”（满语，讨厌之意），腹泻“暴卒”的允礻唐诸子孙，名字重载玉牒，给予疏远皇族待遇；道然的处理，乾隆知道确系错案，看在新科探花份上，给个面子，上谕宽释，豁免追银，发还家产。尘封十三年的寄畅园，蒿草丛生，亭台倾圯，也还给秦家。
乾隆又叫各地停止“月月读”。原来康熙写了个百姓守则，内容有敦孝悌、笃宗族、讲法律、明礼让、完钱粮、联保甲等，叫做“圣谕十六条”，张贴宣传一番也就完了。雍正以为“十六条”自纲常名教至耕桑作息，公私巨细都讲到了，是治国平天下的法宝，问题在于宣传不够，贯彻不力，因而没有起到应有作用。雍正是个勤政苛细的君主，挤出时间在“十六条”基础上扩而充之，详尽发挥，形成一本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训令各省、府、州、县、大乡大村，每逢农历初一月半都要举行隆重的宣讲会，官吏身穿蟒服，三跪九叩，肃立谛听，士绅之类都要恭听如仪。会后以“广训”为准绳，进行善恶二册登记，反复重迭，不敢厌烦怠忽。乾隆将此徒具形式的“月月读”刹车，皆大欢喜。不过十年读下来，《圣谕广训》对社会意识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笃宗族”这一条，雍正提出要“立家庙以荐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这四项举措在不少地方大操大办，在惠山，本来有二十多处大小园林，清朝中叶大多改建，“今则祠庙多而民居少矣”。设置祖茔、祭田、义庄、家庙还有一个好处，后裔一旦获罪，这几项仍予保全，不在入官之例，可赖以立足勉强存活。《红楼梦》借秦可卿亡魂，谆谆嘱咐王熙凤者，就是这个缘故。
乾隆十一年（1746）道然九旬大庆，蕙田回家拜寿，大宴亲朋，乘机对秦家十八房代表建议，把寄畅园改作双孝祠，供奉明代诏旌的孝子秦永孚、秦仲孚兄弟，配祀秦火翟一支的几代祖先。此建议得到一致赞同，蕙田执笔写了《寄畅园祖祠改建公议》，各房代表画押，成为具有法律作用的合同书。从此，名园避免了分割、转让、没官和失修等因素的破坏，得以保存到现在，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寄畅园的这一段经历，是雍正始料所未及的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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