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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灰霾统治的城市，来到潭江之水冲积而成的平原，面对宁静的村庄，我就像一个刚刚越狱的囚犯，心中充满感激。开平的田野似曾相识，空气里漂浮着一股久违的味道。在这个飘满雨水的春天，那些早已远去的记忆再次回来，它们与童年有关，与家园有关。
当那些高大坚固的怪物从村落间升起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刹那间变得光怪陆离，时间和空间模糊了界限，我进入了一个没有巫师和火龙的魔幻王国。是谁把中世纪的城堡搬到了岭南乡野，并为它们添加了多立克列柱和哥特尖卷拱，还将巴洛克时期的绚丽桂冠戴在它们头上，再配以精巧的科林斯毛莨叶和柔美的爱奥尼克卷涡。窗裙、窗楣和山花都独具匠心，非但如此，在它们身上还能看到中式传统的灰塑和飞檐。这些建筑野心勃勃，尽华贵之能事，恨不得将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以及古老中国的所有修饰都穿戴一身，虽饱经沧桑，却依旧富丽堂皇。
碉楼，开平的每一个村庄几乎都有这种强壮的看守，它们千姿百态，亦中亦西。在来开平之前，你很难将“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的五邑农村与古希腊神庙或罗马教堂联系在一起。大哲人谢林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分布在325国道两侧的1800多座碉楼是一首什么样的乐曲？一部中西乐器合奏的田园交响诗。我在开平的阡陌中游走，去听，去看，去感受那些散落乡间的音符。
微风吹动绿色的竹林，一个个金黄色的杨桃满枝低垂，我绕过村口的榕树，穿越民居，在抵达碉楼之前，一条大黄狗目露凶光，发出低沉的呻吟。纯朴的村民面带微笑把狗赶开，迷惑地打量着我这个外来人口。谁是闯入者？对于这片开垦了数百年的古老土地。我，还是碉楼。试着想象，一幅中国水墨画中出现了一座欧洲古堡和一个带着相机的游客。这为碉楼提供了一种后现代的注角，到开平“看楼”是一趟“另类”的旅行。
开平，北扼鹤山之冲，西接恩平之咽，东南有新会为藩篱，西南以台山为屏障，来自太平洋的季风催促这里的水稻一年两熟，一百多年前，随季风一起来的还有大英帝国的炮舰。鸦片战争之后，成千上万的开平人远度重洋赴北美打工，五邑之地成了著名的侨乡。挣钱回家买地建房娶妻生子，然而“时局分更，匪风大炽”，在土匪的眼里，华侨便是“肥肉”。于是，“富家用铁枝、石子、士敏土(水泥)建三四层楼以自卫；其艰于资者，集合多家而成一楼。”(民国《开平县志》)当美国人准备建造帝国大厦的时候，在那里打工的华工却带着血汗钱返回家乡，让防匪防洪的欧洲古堡在南粤大地上复兴。1921至1926年6年间，开平诞生了608座碉楼。
碉楼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混泥土外墙厚实坚固，大门是沉重的钢板，窗户小并装有铁栅，俨然一副防卫保守的姿态；然而，它上部的装饰却又融会中西，精巧细致，有的已是不畏繁琐、画蛇添足，一种张扬外向的性格显露无遗。夜晚来临，贪婪的眼睛在黑暗中觑觎，愤怒的猎枪挂在墙上，这些开过洋荤的楼主们一方面想保卫的财产和女人，一方面又忍不住在白天向乡亲们炫耀财富。开平碉楼，华丽的西方盛装下面，是一个古老的东方情节，它是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留在大地上的象征。
在自力村，在蚬冈镇，我离碉楼只有几米，我隔历史已近百年。比起对陈年往事的凭吊，我更喜欢仅将碉楼放在今天做一次审美的观照：仰望瑞石楼，不应为逝去的繁华而惋惜，碉楼之王的皇袍虽已退色，但历经多年风雨侵蚀，其更显深沉与庄重；方氏灯楼，这个戴着拜占庭头盔的哨兵，它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时候，召唤起了对辽远海的一次想象，灯楼变成了灯塔，而我是一艘小船；最让人震撼的是宝树楼，见到它，夜里必定梦见飞鸟，因为它们一振翅就可翱翔天空，从高处俯瞰这座东欧风格的杰作，而不必费尽周折让镜头避开被电线切割的天空和贴着瓷砖的民房。
如果说碉楼建造之时，相对身旁传统乡土民居多少有点突兀的话，那么它们与如今正在珠三角蔓延的厂房则是格格不入。开平周围的都市，除旧立新，几年一大变，向着现代化高歌猛进，而现代的欧洲却在不遗余力地在保守着过去的传统。在一个玻璃幕墙和马赛克征服了几乎所有城市的时代，碉楼，这些历史十字路口的座标仍然倔强地矗立在田野之间，与伟大的时间对抗。然而，这个时候，我们并未走远；这个时候，我们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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