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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诸岛史地研究札记:Nasuha2006-1-14 23:05:55
一、元代南海测验究竟在何处
　　元朝统一中国后，为了修改《大明历》，曾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四海测验”，以在全国南北各地测验晷景，取得数据，为修改历法提供依据。《元史》卷10《世祖本纪》至元十六年三月庚戌条载述：“敕郭守敬由上都、大都、历河南府，抵南海，测验晷景”。当时郭守敬抵达测影的南海究竟在何处呢?有人认为在广州，这显然是错误的。吾师韩振华先生根据郭守敬观测南海的北极出地高度，以及留下来的夏至晷景尺寸、夏至昼长时刻等数据，进行推算，认为南海这个观测点，应在今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其经纬度是东经 l17°75’、北纬15．13°；南海西面即“南逾朱崖”的南海，是指中国与占城(今越南中部)“以域华夷”的分界“分水”洋，在北纬15°余、东经109°左右的外罗山附近。近来有人认为，这种结论只是推论之辞，实际上，敦守敬并未到西沙群岛和黄岩岛，郭氏测景应该是在今天越南中部海岸上，当时称为“林邑”的地方。在这里，我想就“林邑说”谈谈自己的看法。
　　郭守敬测定“南海”是在北极出水15°，而《元史·天文志》中的“仰仪铭辞”又写道：“极浅十五，林邑界也”。这就成了“林邑说”的主要依据，认为：“林邑是当时实测得北极出地15°的地点……可见郭守敬等是到林邑观测的”。其实，不能如此简单地把这两种记载划上等号，《元史﹒天文志》中的“仰仪铭辞”就是元代姚燧写的《仰仪铭》，核对一下原文，不管是木刻本，或者是点校本，均写道：“极浅十七，林邑界也”。因此，同一林邑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北极出地，到底以那个为准呢?让我们再来看看有关林邑的记载，《旧唐书》卷35《天文志》写道：“林邑国，北极高十七度四分”。这同《仰仪铭》的记载相差无几。《通典》卷188称：“永和五年，林邑王范文死，子范佛立，犹屯日南。九真太守灌邃率兵讨佛，去之，邃追至林邑，时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一分。”　　
　　戴通伯根据这条记载进行计算，认为当时的林邑应在北纬１７°05’和19°35’之间；伯希和认为应在17°24’。假如这些计算无误的话，那末林邑的北极出地应是姚燧《仰仪铭》原文记载的“十七”为准。然则，《元史·天文志》所转引《仰仪铭》之文，将之写成“十五”，有误，即误将“十七”刊为“十五”。当然，也有可能是《元史·天文志》的编纂者，把郭守敬实测的南海在北极出地15°，附会于姚燧《仰仅铭》的“极浅十七，林邑界也”。但是，历来均是把林邑定在北极出地17°，姚燧是个文人，理当遵循旧说，何况有《仰仪铭》原文可以核对。由此可见，《元史·天文志》把林邑的北极出地写成15°是错误的，而以此为依据把南海测验考订在林邑也同样是不准确的。况且，“四海测验”中的南海，指的是我国的南海，其海域自北极出地15°(相当于现今北纬15°)以上．也就是我国的南海海域，自元代至明清，历来如此。而今天越南中部海岸上，当时称为林邑(占城)的地方，从来就不称为“南海”。
　　“林邑说”的另一依据是：“林邑洋面向为中外分界海洋，在明代著作中已有记述。黄衷《海语·畏途·分水》中即有‘以域华夷’之语。……可知林邑为中国南界，是古代中外传统分界”。众所周知，黄衷《海语》记载有：“分水在占城之外罗海中，沙屿隐隐如门限，延绵横亘不知其几百里，巨浪拍天，异于常海”，认为这是“天地设险，以域华夷者也”，但从字面上看，这里指的是海域，而不是陆界，即把今越南中部外罗山(今广东群岛，位于东经109°7’、北纬15°22’)附近的海域作为“分水”“以域华夷”。黄衷《海语》成书于明代后期而林邑早在明初宣德年间就不属中国管辖，相信黄衷是不会再把它作为“中国南界”来理解的。我认为，还是韩振华先生将之作为我国南海西部的海域及其界限来理解较可接受。
　　郭守敬在南海测验时留下一些宝贵数据，这些数据应是我们今天考订其测验地点的重要科学依据。就以“四海测验”提供的实测表影数据来说，南海“夏至，景在表南，长一尺一寸六分”。由此可知，当时测景地点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因为夏至正午的太阳适在北回归线上，只有北回归线以南的地方，阳光才是向南投影的。根据提供的表影长度，我们可以计算出“南海”所处的纬度是北纬15°12’。然而，对某个地理位置的考订，除了注意其所在的纬度外，还要注意其所在的经度，这样才能做到准确无误，“四海测验”同时又提供了南海、衡岳等地昼夜的时刻，即南海“昼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昼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南海、衡岳两地昼、夜相差二刻，如以日中计算，则差一刻，而一刻相当于如今地图上的经度3.6°，故南海与衡岳之间的经度大约相差３．6°。衡岳位于广州与惠州之间的大罗山脉，其纬度约在北回归线附近，“四海测验”称之“夏至日在表端”，也就是“日在表顶，午中无影”，有的古地图(如《天经或问》所载的“禹书经天合地之图”)就以之作为子午线，而不都是照元代新设计的以元大都作为子午线。衡岳的经度大约在东经113．1°，于是，与之相差3°的南海的经度就是东经 l16．7°。有了经度和纬度，我们就可以在地图上找到元代南海测验的地点，笼统一点说，是在西沙群岛一带(西沙群岛中宣德群岛的纬度16°４9’一17°00’N，经度112°12’一l12°21’E；永乐群岛的纬度15°46’一17°07’N，经度 111°11’l12°06’Ｅ)；准确一点说是在今中沙群岛的黄岩岛(纬度 15°08’-15°14’，经度 l17°44’一l17°48’E)，误差一度系在许可的范围之内。至于“林邑说”认为从时间和技术上考虑，郭守敬到西沙的可能性不大。这纯属主观臆测，很难作为依据。宋景炎二年(1277年)，元将刘深袭井澳，宋端宗(赵昰)自谢女峡复入海，欲往占城不果，不是也到达了西沙群岛。两年之后，郭守敬奉敕到南海，从时间和条件上论，当然比宋端宗优越得多，为什么就不可能到达西沙群岛呢?
　　二、若干南海诸岛史料新考释
　　我国古代史书上有关南海诸岛的记载甚多，不少研究南海诸岛的学者经常有引用，但由于对史料中某些地名的考释不是很准确，故对史料的理解亦难免出现偏差。现根据吾师韩振华教授生前的指导，对若干史料作出新的考释，以就教于同仁们。
　　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提举泉州市舶司赵汝适在《诸蕃志》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汝适被命来此，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塘)、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南宋淳熙五年(l178年)，桂林通判周去非在其著作《岭外代答》中亦记述：”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这里所说的上下竺，到元代则称为东西竺，据汪大渊称，其“形势对峙”，“有东西之殊”。
　　有关竺屿、上下竺或东西竺，史学界过去往往将之与竹屿(或称竹岛)混同起来，误认为是今马来半岛南部柔佛州东部海上的奥尔岛(Pulau Aur)。其理由是：“此岛马来名Aur，义为竹，故 Pulan Aur，犹言竹屿也。‘竹’与‘竺’同义”。其实，柔佛东部海上的奥尔岛只是一个孤立的小荒岛，仅作为航海的一个标志而已。而东西竺，据《岛夷志略》记载，“有酋长”、“田瘠不宜耕种，岁仰淡港(或作淡洋、淡净)，米谷足食”，“番人取其椰心之嫩而白者．或素或染，织而为簟，以售唐人”。倘若认为东西竺就是奥尔岛，在这样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是绝对不可能有《岛夷志略)所记述的这些情况。而符合这些记述的应是婆罗洲附近的纳土纳群岛较有可能，赵汝适在《诸蕃志》中曾记述：“椰心簟出丹戎武啰，番商运至三佛齐、凌牙门及? 婆贸易”。丹戎武啰的对音为 Tanjongpura，爪哇语渤泥岛之称，即指现在的婆罗洲西南岸。时至今日，渤泥岛的西南岸，尚有 Tanjongpura这个地名遗留下来。另外，米谷仗仰邻邦淡港供给，这个淡港为婆罗洲西北岸的古晋一带，因纳土纳群岛在其外，故称其为邻邦。
　　至于“竺”字与“竹”字同义问题，这是沿袭外国学者的说法。其实并不然，竺字在这里应是音译而不是意译，也就是说，竺字是竹字的同音异字。些字的对音是 Dat(u)，即Natcuna(纳土纳)的转音和简译，按中国人发音的习惯，经常是 D与 N互换，如 Datu一词，元代译为“都督”，明代译为“那督”，这里的 D就转换为 N；再如 Dapitan译为呐哔啴，Pundavardhana译为奔那伐丹那等等，都是在译语上以 N代 D的例子。另据明代人黄省曾在《西洋朝贡典录》的记述：“东竺一，案而两屿。西竺亦一，案而门内之水可三十托，外之水可三十五托”。由此可知，东竺系由两个岛群组成，西竺却仅有一个岛群，也就是说，东竺是两个岛群，西竺是一个岛群。西竺应是现在的北纳土纳群岛，在大纳土纳岛的最北端，至今仍保存有一地名 Tanjong Datu，可译为“那督岬”。东竺应是现在的南纳土纳群岛，由大苏比岛(Subi Islands)和塞腊散岛(Sarasan Islands)组成，此即黄省曾在“东竺一，案而两屿”之所谓也。正因为东西竺系指纳土纳群岛，故黄省曾将之列入占城条内，而《西洋朝贡典录》的校注者却因误将东西竺考为奥尔岛，反认为“黄省曾列东西竺于占城条内，误”。可见一地名考错，将造成对原史料记载的误解，如现在得知东西竺是纳土纳群岛。就不难理解《岛夷志略)中昆仑“与占城、东西竺鼎峙而相望”的记载了，而不至于再认为“东西竺为今马来半岛柔佛州东海沿岸之竹屿(Pulau Aur)，三地相去甚远，且基本成一直线，不应称‘鼎峙’”了。
　　我们了解到东西竺的真实地方后，则可回过头来解释《岭外代答》中的有关记载。从三佛齐来的商船，向北航行，历上下竺(纳土纳群岛)与交洋(交趾洋)，则进入中国之境的海面，如欲往广州，取自屯门，欲往福建，入自甲子门这是西洋航线。东洋航线则是入中国之境后，经婆罗洲西北岸和菲律宾群岛，欲往福建，入自甲子门，欲往广州，取自屯门。总之，现在婆罗洲附近的纳土纳群岛，自宋代以来就一直被作为中国海与外国海的交汇之点，也就是中国海境与外国海境的南部交界之处。
　　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注辇国使臣娑里三文就是沿上述西洋航线到达中国的，据《宋史》(卷489)《注辇传》记载“至三佛齐国，又行十八昼夜，度蛮山水口，历天竺山，至宾头狼山，望东西王母塚，距舟所将百里……”这里记载的“天竺山”就是上述的竺屿，或上下竺、东西竺，即纳土纳群岛；“宾头狼山”是今越南金兰湾附近的藩朗(Phanrang)。这样，航经纳土纳群岛至藩朗，向东望去，离舟近百里外的“西王母塚”就是我国南沙群岛的西部海域。
　　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把南海诸岛称为“万里石塘”，他根据朱熹的海外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学说，认为：“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迄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敛衬嗉肮爬锏孛疲宦鲋廖餮蠹倮ヂ刂亍薄Ｕ饫锼档淖ν郏袢猿谱ν郏　　饶嵛餮堑闹鞯海徊衬嗉唇衿怕拗尬鞅卑兜?a href="/Scripts/nhyj/Text.dll?db=MD&no=45&qx=秘密&str=">文莱一带。古里地闷，史学界一般认为是 Timor岛，今称帝汶，在小巽他群岛东端，其实不然，帝汶这个地方与同一航线的渤泥(北婆罗洲)相差甚远，且不在同一航向，殆与所载不符。依我之见，古里地闷，亦称古里也闷，其真实地名应是菲律宾群岛西部的卡拉棉群岛 (Caliaman Is．)，位于巴拉望岛(Palavran Is．)之北。至于假昆仑一地，有人认为“假”应作“遐”，谓之与《岭外代答》的昆仑层期同地，应在非洲，这显然脱离航线太远；有的认为假昆仑一名的前面冠以西洋二字，而元时的西洋概指印度洋一带，故将假昆仑置于印度洋西面的东非洲，这当然也是离航线太远。我认为，这里记载的假昆仑应是相对于真昆仑而言，中国人普遍把西域的昆仑山称为昆仑，南海的昆仑岛则相对称为“假昆仑”，而昆仑传说又往往与西王母连在一起，故这里的假昆仑应于上述娑里三文航线中的西王母塚一样，都是指我国南沙群岛的西部海域，其范围西起昆仑岛（Pulo Condore），东至南沙群岛洋面。可见万里石塘的地脉范围相当之广，故汪大渊称：“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
　　从上述若干有关南海诸岛史料的新考释中可以看到，自宋代以来，越南中部的交趾洋以及婆罗洲西北的纳土纳群岛已被作为中国与外国的海域分界，凡从外国来的船只，过了纳土纳群岛或交趾洋，即进入中国之境。另就海外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的学说来看，从昆仑岛至南沙群岛洋面亦属我国南海诸岛的地脉范围之内。
　　三、明清史料中有关石塘、长沙的记载
　　我国史书中有关石塘、长沙的记载，大概始于宋代，它一般用来泛指我国的南海诸岛，并作为中国海与外国海的分界。如赵汝适在《诸蕃志》的序言中写道：“汝适被命来此，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塘)、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亦说：“传闻东大洋海，有长沙、石塘数万里，尾闾所泄，沦入九幽”。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及航海者对我国海域认识的加深，对石塘、长沙的记载又赋以新的含义，且所指的范围不断改变，于是有些学者在引用史料时经常出现混乱。在这里拟列举几条明清时期有关石塘、长沙的史料，对其含义和范围予以新的考释，以求得到专家们指教。
　　章潢在《古今图书编》中引述了暹罗通事握文源的话说：“遇西风飘入东海中，有山名万里石塘，起自东海琉球国，直至南海龙牙山，潮至则没，潮退方现。飘舟至此，罕有存者”。这里所说的东海琉球，指的是台湾海峡，因台湾在明代亦称为琉球，且位于东海；南海龙牙山，又称龙御山、海南山等等，指的是西沙群岛。由此可见，明代的万里石塘，指的是从台湾海峡至西沙群岛的大片海域，其起迄范围已有了新的记载。
　　然而，在顾玠的《海槎余录》中却出现了“千里石塘”、“万里长堤”两个地名：“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相传此石比海水特下八、九尺，海舶必远避而行，一堕即不能出矣。万里长堤出其南，波流甚急，舟入回遛中，未有能脱者……”这里的“千里石塘”与上述汪大渊所说的横亘海中的“万里石塘”一样，都是指西沙群岛，而在其南面的“万里长堤”，即指南沙群岛。
　　黄衷《海语)记载的万里石塘，在乌潴、独潴二洋之东。乌潴洋指的是广东中山县上川岛以东的海洋，独潴洋指的是海南省东部万宁县独珠山一带的海洋。在这二洋之东的万里石塘，指的也是西沙群岛。黄衷还提到“万里长沙”：“万里长沙在万里石塘东南，即西南夷之流沙河也。弱水出其南，风沙猎猎，晴日望之如盛雪，舶误冲其际，即胶不可脱，必幸东南风劲乃免陷溺”。位于万里石塘东南的万里长沙指的是南沙群岛，因其被视为航海的危险区，故有“西南夷之流沙河”、“弱水出其南”等传说。
　　万里石塘在清代有的史书中，已同万里长沙混同起来，指的都是南沙群岛。颜斯综《南洋蠡测》称:“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向无人居。塘之南为外大洋，塘之东为闽洋。夷船由外大洋向东，望见台湾山，转向北，入粤洋，历老万山，由澳门入虎门，皆以此塘分华夷中外之界，唐船单簿，船工不谙天文，唯凭吊铊验海底泥色，定为何地，故不能走外大洋。塘之北为七州洋，夷人知七州多暗石，虽小船亦不乐走。塘之西为白石口”。这里讲明了万里石塘的四至：南面是中国境以外的大洋，东面是闽省洋面，北面是西沙群岛洋面(七洲洋)，西面是新加坡海峡的白石口。它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一样，都是把南沙群岛的海域作为“华夷中外”的分界，而外国商船由外大洋向东航行，望见台湾岛，然后转向北航行，进入广东洋面，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东洋航线”。清代把南沙群岛称为万里石塘，在各种地图上亦可见到，如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的“四海总图”、《乾隆五十五年七省沿海图》、《咸丰朝七省详图》等等。但是，也有将之称为千里石塘者，如谢清高《海录》写道：“七洲洋正南，则为千里石塘，万石林立，洪涛怒激，船若误经，立见破碎”。西沙群岛洋面的正南，当然是南沙群岛。这说明对南沙群岛主要是以石塘称之，而不拘泥于“千里”、“万里”。
　　另外，清代也有将传说中的古帕拉塞尔危险区称为“万里长沙”的。由此可见，清代文献中关于“万里长沙”的记载，其所指究为何地，要根据记载的具体内容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页21-26(海南南海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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